标题：张学良与西安事变：从“九一八事变”后的自救到民族救亡的关键转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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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学良晚年对于“九一八事变”和“西安事变”的提及显得尤为审慎，他并非避而不谈，而是难以启齿。因为，深知历史脉络的人都能明白，“西安事变”实际上是他在“九一八事变”后的自救之举。

“九一八事变”后，张学良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。11月20日，上海《时事新报》的一则标题为《马君武感时近作》的小文章，其中的《哀沈阳》组诗深刻揭示了当时的社会舆论对张学良的谴责。诗中“赵四风流朱五狂，翩翩胡蝶最当行；温柔乡是英雄冢，哪管东师入沈阳。”这样的讽刺，让张学良倍感压力。

张学良确实没有抵抗日军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当时沉浸在温柔乡里。实际上，当天他进行了具体的处置，只是，他的处置，是依据蒋介石的命令进行的罢了。张学良替蒋介石背了锅，但这锅实在太大，让他喘不过气来。

为了自救，张学良很快率东北军抗日，进行了1933年的热河守卫战。热河失守后，张学良引咎辞职，远赴欧洲寻求自救之道。在欧洲的一年中，他遇到了意大利的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，这使他产生了对政治制度的全新认识。他认为中国也需要像意大利墨索里尼和德国希特勒那样的集权模式，才能复兴中国。

回国后，张学良对蒋介石言听计从，他认定只有蒋介石可以成为墨索里尼那样的人物。然而，张学良自己就是一个独裁者，这让他的反叛心理开始萌芽。

蒋介石给张学良安排了去西北围剿红军的任务，张学良一开始是支持的，但很快他就发现红军并非易于对付的敌人。在短短三个月内，张学良的东北军在与红军的战斗中遭遇了三次惨败，伤亡惨重，武器装备也大量落入红军之手。这使他意识到，再继续这样打下去，东北军随时都可能全军覆没。

与此同时，东北军开始剿共后，国人都骂东北军不打日本人，净把枪口对准自己人。东北军的士气逐渐低迷，而张学良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。他必须自救，为自己，也为他的几十万东北军。

此时，另一位与张学良处境相同的将军杨虎城出现了。杨虎城也是被蒋介石派来剿共的，但与张学良不同，他并不支持蒋介石的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。在共同的困境下，张学良和杨虎城开始与红军私下达成停战协议。

张学良与红军达成停战协定的背后，还有一个直接的主推因素：张学良发现，自己在剿共的时候，蒋介石居然背地里和胡鸿钧进行了以停战为目的的秘密谈判。这让张学良非常愤怒，他决定改变策略，联合杨虎城发动兵谏，活捉了蒋介石，这就是历史上的“西安事变”。

西安事变后，张学良虽然面临软禁的悲惨命运，但如果没有这次自救，他的命运可能更加悲惨。毕竟，西安事变后，他帮助中国实现了全民族统一抗战，从此，他由“国家罪人”变成了有功之臣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张学良被列为“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”之一，这正是对他在西安事变中贡献的肯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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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尾：

张学良的一生，从“九一八事变”后的自救到西安事变的爆发，都充满了传奇色彩。他的经历告诉我们，在历史的洪流中，个人的命运或许无法左右，但勇于自救、勇于变革的精神，却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。